现代家庭是儿童面对的第一个社会机构。伴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核心家庭的诞生,父母和未结婚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儿童在家庭中的情感性因素不断加强,甚至发展出中国家庭中“小皇帝”、“小公主”的现象。
正如前文提及,当儿童权利观念诞生后,国家和社会就通过立法等方式将儿童权利制度化,以此弱化家长在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中的决定性地位。然而也正是如此,在家庭中的儿童所受到的约束愈发细致和复杂。儿童的家庭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伴随着儿童权利的发展加上现代家庭的转型,如父母双方皆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大量制度化的日托机构、兴趣班等,儿童对于家庭的依赖和黏性相对弱化;但另一方面,家庭却始终是一个强大的童年机构。父母对于儿童社会化、学习成绩以及心智发展方面的责任不断扩大,儿童也因此被更强烈地限定在家庭空间之中。尽管表面上儿童权利被强调,儿童与成人的等级关系在弱化,但是儿童的生活依然高度依赖于父母的经济资源、社会地位等,例如,是成人来决定儿童的居住地、搬迁地、就读学校、参加的培训机构等(Zeiher,2009)。在家庭空间内,成人(家长)对于儿童(孩子)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时间、空间和行为规范。
关于儿童时间的约束是普遍且细微的,儿童几乎全部的生活都被成人切割和组织,起床时间、早餐时间、读书时间、最晚回家时间、睡觉时间,这些规定被冠之以“科学”、“健康”之名,不容置疑。更为有趣的是,现代社会的家长们遵循着自称“教育专家”、“幼教导师”的指导,努力地帮助儿童养成一种“自我时间管理”的能力。这些书籍指导着家长把孩子每日活动详细记录下来,“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都记录下来,即24小时全天候的记录,以便明确时间消耗在什么事情上”(钟思嘉,王宏,李飞&雨露,2015:59),基于这个时间表再重新组织孩子的生活,使得时间规划更为“科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让孩子学会时间的自我管理。
在时间规划上,成人采取的第一步往往是以“科学”、“关爱”之名义安排儿童的全部生活,在此过程中,成人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训练儿童,将这一系列的时间安排内化,无须监督仍自然运行。
家庭中的空间看似对每一个家庭成员平等开放,但事实上儿童与成人对于空间的使用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成人规定着儿童使用什么空间和如何使用空间;第二,儿童的空间对于成人是“敞视”的。就第一点而言,儿童被规定在特定的时间需要出现在特定的空间,例如晚上八点前必须回家,晚上九点前必须上床睡觉。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来说,厨房是一个不可接触的空间。第二,之所以说儿童空间对于成人是“敞视”,是因为在家庭中,真正属于儿童的空间即儿童的卧室,但是这一空间成人是可以随意出入的。父母出于关爱、打扫等原因进入儿童的卧室,对于内中的一切了然于心。这也是为什么在家庭频繁出现孩子因为父母不敲门突然进入卧室生气,父母因为孩子反锁卧室门而生气的场景。此外,学校常常与家长合作,共同“审查”儿童的空间:家长被要求在孩子的作业、试卷等一系列东西上签字,监督孩子完成作业。
费孝通曾提到过“一个孩子在一个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费孝通,2012:66)。在行为规范方面,儿童每时每刻都接受着成人的“指导”、“调整”、“修正”、“警告”和“惩罚”。埃利亚斯(2009)曾论述过大量对于男孩(儿童)的行为规范/如就餐过程中餐刀的使用、餐具的摆放,以及日常习惯的例子。在论述这些“礼貌”和“文明”的行为时,埃利亚斯展现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社会中诞生的大量关于行为规范的书籍和手册中的各类规定是针对所有人的,并不区分儿童和成人,因为当时的“成年人之间所期待的情感控制和情感调节的程度不比对儿童的要求高。与现在相比,当时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差距很小”(埃利亚斯,2009:150-151)。随着文明发展,成年人将众多规则内化后,才出现大量专门针对儿童行为规范的手册,埃利亚斯将这一变化过程概述为“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埃利亚斯,2009:156)。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成人的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人将儿童定义为“非理性”、“不自控”的,因此时常需要成人的提醒和指导,如此方可朝着“理性”和“自控”的方向发展,而这些指导又进一步强化了成人的权力。在家庭中,成人亦是采用“礼貌”、“素养”、“健康”等要求来约束儿童,站姿坐姿、餐桌礼仪、待人接物,事无巨细。
在家庭中,充满温情的餐桌往往成为成人权力展演的重要场所。早有研究者提出“食物是政治的”（Food is Political）（Lien & Nerlich,2004）尽管当时的研究者聚焦于全球化视野下的粮食政治,但是这一思路仍然可以用来思考餐桌上的儿童与成人关系。餐桌上既包含着食物的选择、搭配、数量,还包含着就餐的礼仪,所有这一切都“嵌入在权力关系”(O’Connell&Brannen,2014)。就食物的选择而言,成人会出于“理性”、“健康”、“自律”等因素替儿童做出食物选择。同时,父母针对食物有着一整套的策略,包括不购买某一特定的食物,以此避免儿童在家接触到这类食物,或者将这些食物锁起来、藏起来。将儿童不喜欢吃的菜卷在蛋饼中,以游戏的方式喂食等(O’Connell &Brannen,2014)。此外,食在时间规划上,成人采取的第一步往往是以“科学”、“关爱”之名义安排儿童的全部生活,在此过程中,成人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训练儿童,将这一系列的时间安排内化,无须监督仍自然运行。
家庭中的空间看似对每一个家庭成员平等开放,但事实上儿童与成人对于空间的使用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成人规定着儿童使用什么空间和如何使用空间;第二,儿童的空间对于成人是“敞视”的。就第一点而言,儿童被规定在特定的时间需要出现在特定的空间,例如晚上八点前必须回家,晚上九点前必须上床睡觉。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来说,厨房是一个不可接触的空间。第二,之所以说儿童空间对于成人是“敞视”,是因为在家庭中,真正属于儿童的空间即儿童的卧室,但是这一空间成人是可以随意出入的。父母出于关爱、打扫等原因进入儿童的卧室,对于内中的一切了然于心。这也是为什么在物本身成为奖励、惩罚和“贿赂”的手段。熊秉真(2008)在记录古代中国儿童与成人的相处之时,就举出了大量成人为了鼓励儿童读书认字,利用豆子、蜂蜜等方式进行鼓励的案例。成人还会用取消甜点、零食的方式来“恐吓”儿童,以此确保儿童按照他们的要求吃完正餐。
原文全文：南京大学王璐琴硕士论文《探寻边界：儿童与成人的权力关系》（2018）
